投资是企业永恒的主题，它既是企业诞生的唯一方式，也是企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最重要手段。投资是指企业为了获得一定的未来收益投放资金、实物、人力等多种形式的资源在生产经营领域的经济投入活动。税收因素对于企业投资活动有着重要影响，投资决策最终取决于投资的边际报酬率，而税收是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
税收对投资的影响是通过对投资收益的影响而产生的，而投资收益又受投资成本的影响。企业应缴商品税的多少影响着经营成本的高低，而应缴所得税的多少直接影响着投资成本的高低。税收对投资成本的影响最终会表现为投资的税收效应。
投资的税收经济效应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研究投资的税收经济效应问题。哈佛大学教授戴尔·乔根森（dalew．jorgenson）及其助手们在这个方面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提出的“新古典投资理论”（也称为“乔根森模式”）成为研究税收与投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
根据这一理论，在某一特定阶段，企业将不断积累资本直至最后一单位投资所致的收入（即投资资本的边际收入）刚好等于其运用资本的全部经济成本（即投资资本的使用成本），即：
边际收入=资本使用成本
（或者可以说，只要企业追加投资的资本使用成本低于其带来的边际收入，企业投资就是有利可图的，就有追加投资的内在动力。）
资本的使用成本是指企业拥有一笔投资所产生的全部机会成本，包括融资成本、折旧成本等。
这是没有考虑公司所得税时的情形。如果政府对企业征收公司所得税，所得税税率为t，则税后的净投资报酬率变为r（1-t），即公司所得税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报酬率，从而对投资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1.债务利息的抵税
如果企业通过市场借贷融资，则公司所得税法允许企业在税前扣除一定的利息成本，因此，企业的真正利息成本为i（1－t）；如果企业使用自有资金投资，因为需要对利息所得缴纳所得税，所以企业损失的真正的利息收入不是i，而是
i（1－t）。
因而，企业每年与利息相关的税收数额实际构成了企业投资成本的抵减，其每单位货币投资的资本利息抵税现值表示为δ。
2.折旧的抵税
企业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可以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从而又为企业节约了一部分应纳税额，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企业的投资成本。
折旧扣除额所产生的抵税数额与资产的折旧方法、折旧年限以及所得税税率有关。如果，
t：所得税税率，
d（n）：企业第n年提取的折旧额，
i：计算企业资金机会成本的贴现率，通常该贴现率是市场利息率，
φ：单位投资在资产折旧年限至第t年提取的折旧数额所能产生的税款节约额的现值之和，那么，该现值之和可由下式计算：
φ=∑t×d（t）/（1+i）t [注：分母中的t为指数]
其中，t=1，2，3，…
应当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折旧是经济折旧，即表示企业资产使用的实际磨损程度，它往往与税制中规定的折旧或企业实际提取的折旧数额不相一致，但可以通过分析比较确定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
目前，多数国家的税收制度都倾向于鼓励投资，因此对一些特殊行业资产或特殊类型资产允许采用加速折旧方法，鼓励企业加速折旧，可能出现企业实际提取的折旧额在资产使用期的前几年往往高于经济折旧的情况，也就是使折旧的提取呈现前高后低，帮助企业获得延期纳税的好处。进一步分析，如果存在通货膨胀，会使企业提取的折旧额的实际价值降低，从而使实际提取的折旧额低于经济折旧，不利于鼓励企业投资，此时，可采用折旧提取指数化或缩短折旧年限等方法，来消除或减少通货膨胀的不利影响。
3.投资税收抵免
公司所得税法中往往规定允许企业用投资额的一定比例直接冲减企业应缴纳的所得税税额，该比例即为投资税收抵免率。（例如我国企业所得税规定的购买节能、安全设备的投资抵免政策）
假设企业的投资税收抵免率为k，企业购置设备的投资额为q，则企业当期可以少缴纳所得税税额为qk。通过投资税收抵免，形式上减少了税收成本，实际上相当于降低了企业购置资产的有效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资产的使用成本。
如果考虑所得税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综合利息、折旧、投资税收抵免等因素，投资行为会一直延续到投资的税后收益与投资资本的使用成本相等时为止，
即有：
上式中的t、φ、k三个变量是由企业所得税制度决定的，采用加速折旧法和投资税收抵免政策都会对t、φ、k产生影响，而充分利用这些筹划手段进行税收筹划会产生“税收节约量”，其结果会降低投资资本的使用成本[1]，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张。
因而，在公司所得税税率不变的条件下，任何旨在降低投资资本的使用成本的措施都会产生鼓励投资的作用，这种措施包括税收筹划活动。总之，在公司所得税税率不变的情况下，税法中的某些对投资资本使用成本有影响的税收条款，会成为对企业投资最有影响力的因素。
我们还可以得出融资市场环境影响投资的结论：当市场利息率i越小时，根据等式qr（1－t）=q（i+ d－φ－δ－k）可知，等式右边所显示的投资资本的使用成本就越低，则企业对投资的需求就越大。